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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山西商会顾问、国家一级作家田彬谈文学(31—40)
内蒙古山西商会官网 www.nmgsxsh.cn 来源: 内蒙古山西商会
发布时间:2018-9-12 0:00:00 点击次数:5253 编辑:管理员 【 打印 关闭
 

    商会顾问、国家一级作家田彬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狼烟血光》、《青山风骨》、《长沟流月》、《青诀》、《蝶变》、《桃花滩》、《怪变》等,中篇小说《人》、《奇缘》、《父子杀戮》、《北坡的春天》、《网中人》、《孙老胖进山》及《田彬诗词集》等。其长期的生活积累,深厚的文学功底,朴实的文字叙述,细腻的文笔描写,给广大读者留下来深刻的影响。
    近期,我们将田彬老师谈文学的文章进行了整理,陆续推荐给大家。今天推出第31至40篇,供大家学习。


№31 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有着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但这些作品毕竟是古人留下的,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局限,甚至于有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害的。在继承古人作品优秀因素的前提下,对一些古代作品中的不足之处进行加工、改造,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西游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部古典小说,在一些读者口中,经常可以听到对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的议论。有一位叫包蕾的作者根据这本书的情节线索和人物性格特点,另辟新路,进行虚构和艺术再创造,以童话的形式,写成了《猪八戒新传》这本书。

这“新传”同《西游记》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对于猪八戒形象的塑造,既从原著出发,尽量保持原著形象的本来面目,同时又不同于原著。像猪入戒闯入盘丝洞后调戏“妇女”,大耍流氓,那样的描写是不可取的,只能坚决摈弃。而根据主题的需要重新进行大胆的想象、生发,使情节更加生动有趣,艺术形象更加光彩,《西游记》有着明显的童话特点,“新传”把这一特点进一步发挥,写得更符合当代青少年读者的欣赏趣味了。像猪八戒,他的贪吃、懒惰,通过夸张手法,写得更加活灵活现。他爱自吹自擂,爱进谗言,通过他油嘴滑舌的对话,刻画得比原著更加充分。一个既顽皮又可爱,既好气又好笑的形象跃然纸上。经过加工再创作之后,对青少年更有教育意义了。

从包蕾创作《猪八戒新传》的过程,可以说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作者既尊重原著,又不限于原著,在刻画猪八戒的形象时,避开了他性格中贪恋美色的一面,突出他的憨直懒惰,弄巧成拙的特点,根据这些重新安排故事,就使读者感到这部作品既熟悉亲切,又新鲜有趣,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32 关于文学形象

江苏有个农民作家叫徐朝夫,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十二品正官》,写的是一个初上任的生产队长阿旺,他被人讥笑为“十二品”官(即最小的干部)。其中有一个阿旺为民除害的打狗场面,写得精彩极了。在这个生产队里,有一个依仗权势,横行乡里的人物,她叫王云芳,家里养着一条狗,专干吃鸡咬兔的勾当。村里人恨得咬牙切齿,但因惧怕狗的主人,无人敢动它一根毫毛。上任没几天的青年阿旺,血气方刚,正义感强,办事秉公,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勇敢地收拾这只畜牲了:

社员们看见阿旺打狗,停下手中活计,嗨哈助威;孩子们跟着阿旺,呵呵哈哈。大公鸡跳上土坎,抖抖红冠,高声报信:“打狗了!打狗了!”河里的鸭子,顿首询问:“哪—嘎?哪—嘎 ?”大白鹅昂着脖颈,响亮地回答:“阿旺!阿旺!”整个小官桥的生命,全部欢腾起来了,那恶狗没命地朝田野里厮奔……

这段描写,是作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借助于艺术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可感的生活画面,即文学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它主要是指人物形象,其次也包括社会的自然的环境和景物。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它不同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通过理论的分析、论证、判断,来阐述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总结社会生活中的规律。

文学形象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还是从上述打狗事件说起吧。凶狗残害人畜,引起公愤,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稀奇,但是阿旺的打狗却与众不同,这条狗也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狗,因为它的主人不是等闲之辈。这样,阿旺并不仅仅是同一条狗过不去,实际上是代表了社员群众的利益,以堂堂正气,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同时,作家描写的这一生活画面给人以可感可触的具体性和生动性。我们好像亲眼看到了阿旺打狗时那大快人心的场面。阿旺是那样的英武、勇敢,扬眉吐气的社员是那样的激动、欢乐,那条做了许多坏事的恶狗知道末日来临,只好狼狈逃窜。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作家把那些家禽也写成了通人性、有人情的灵物。鸡、鸭、鹅的叫声,竟是那么巧妙地通过谐音喊出了人们的意愿。人和动物齐叫唤,气氛是那样的热烈、欢腾。作者在这声音中灌注了自己的爱憎感情,一声声呐喊,是对恶狗主人的谴责;一声声欢呼,是对官小而志气大的阿旺出自内心的赞扬。

文学作品,就是通过这样的形象来反映社会,反映事物某些本质的。

№33 形象思维

著名作家高晓声有篇小说叫《陈奂生进城》,当时,进城住一间房子需要二十四块钱,可当时农民劳动一天只能挣七八角钱,就是做买卖的,一天也最多两三块钱,让这样的农民住这么贵的宾馆,这不是开玩笑吗?后来在一位县领导的介绍下住进了宾馆。他住进了宾馆,弄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山老大进城,洋相百出,情节非常生动。这里不一一介绍了,因为我们要谈文学形象思维的问题。

我们知道,文学的特点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这形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作家运用形象思维创造的。形象思维有人称它是“用形象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创作时运用形象思维,它始终伴随着形象、感情、想象和联想。高晓声请陈奂生进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作家一步一步设想怎样让陈奂生住高级招待所,并不是通过抽象的发议论来达到的,而是想方设法“铺路搭桥”,让他在火车站生病,巧遇曾经在他家蹲过点的县委书记,书记让司机开车送他到招待所……这个过程,作家考虑的都是活生生的人物,具体的事件。用形象进行思考的时候,想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陈奂生生什么病,作家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最后设想他是患了“感冒”。这种病来势较猛,县委吴书记一摸他的额头很烫手,就叫送医院。医生给他一吃药,热度一退,就不用住医院了。因为陈奂生是吴书记介绍的,住进县委招待所,当然要给他最高级的房间。陈奂生从没有看到过房间里的高级陈设,于是错把沙发当皮椅的笑话就闹出来了……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这些生动的情节是构思不出来的。高晓声之所以要请陈奂生进城,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感而发。这“感”就是他住一夜宾馆,农民要劳动十几天,城乡的差别太大了。他是在晚上感情非常激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况下,萌生创作动机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强烈的感情,也是形象思维的一个特点。

№34 创作灵感探讨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天上午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下,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他在那样的情景中一口气就把这些感觉写在了纸上。《地球,我的母亲》这首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就这样诞生了。他的另外一首著名长诗《凤凰涅磐》的创作,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首。晚上行将就寝时,后半首诗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头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这样把那首奇特的诗也写了出来。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诗人自己的再生。在创作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景,是一种什么现象呢?郭沫若说:“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吧?”

灵感往往有着三个特征:一是突发性。灵感的产生事先不向作家打一声招呼,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郭沫若好端端地在看书、听课,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写作,可是它象个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诗人的头脑。二是偶然性。灵感什么时候出现,怎么会出现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作家能自己控制的,也不是希望它什么时候来,只要苦苦思索就可以把它找到的。它的出现往往带有很大偶然性。一句话、一片云霞、一种气味、一朵花……在特定的情况下,都可能触发作家的灵感,使他突然领悟、茅塞顿开,马上进入创作。三是创造性。当灵感到来时,作家思想高度集中,情绪高涨,思维特别活跃,艺术想象力特别丰富,因此创造力也特别旺盛,一些意想不到的奇思妙想也在这时出现于笔端,从而获得意外的效果。

对于灵感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过去有些人把灵感的产生说得十分神秘,不可捉摸,有的干脆把它说成是“诗神的凭附”,这是不科学的。我个人认为,“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是灵感产生极好的解释。灵感的产生是靠作家深入生活、勤于思考和勇于探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只相信一条:灵感是在劳动的时候产生的。”我国作家王汶石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灵感的产生:“它就象一支擦亮了的火柴投到油库里,一切需用的生活记忆都燃烧起来,一切细节都忽然发亮……由此可见,如果作家没有生活积累,即使有了创作的欲望,也不会触发出灵感来。”

№35 环境与人物

《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到梁山的经历是各不相同的:有捉上去的,有骗上去的,有怀着对官府朝廷的深仇大恨投奔去的,而豹子头林冲是被“逼”上去的。是什么东西“逼”他的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高太尉代表的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

林冲少年得志,是八十万禁军的教头,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他还有着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妻子美貌而贤慧。当时他根本不会去造反,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会产生。但是社会十分黑暗,坏人当道,奸佞弄权,他们一家到岳庙烧香,青天白日下妻子被高衙内调戏。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时开始,他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为了夺人妻子,高衙内的养父高太尉,由林冲的上司变成了林冲的对头。林冲和高太尉原来没有什么矛盾,如今却尖锐冲突起来了。林冲的性格也随着环境发生了变化。高太尉设下毒计,把林冲骗进白虎堂,定了个“腰悬利刃,故入节堂”的罪,刺配沧州。林冲无辜受到陷害,心里满怀悲愤,但他还是忍耐着,盼着有一天能再见到妻子。随着环境越来越坏,高俅一伙非要置林冲于死地不可,更惨重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到来。先是董超、薛霸受高俅之命,想找一个偏僻地方把林冲杀了。于是在沧州道上,林冲受尽了皮肉之苦,在野猪林内,险些丧了性命。高俅等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派陆虞侯火烧草料场,要把林冲活活烧死。这时,林冲已被“逼”到了绝路,再无回旋余地了。于是,他杀了仇人,毅然投奔梁山而去。

林冲从忍耐到造反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的出身和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不会立即走上反抗的道路。后来的环境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他由一位赫赫有名的教头,变成了一个任人打骂的囚徒,如今连自己的生命也朝不保夕。被“逼”进这样险恶环境中的林冲,他的性格自然而然地由“忍”发展到“恨”,最后与朝廷誓不两立。这种环绕着林冲并促使他产生种种行动变化的环境,叫做典型环境。

典型人物只能在典型环境中扎根成长。环境对于人物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人物是由环境创造的。林冲如果没有高俅一伙人“逼”他,他无论如何不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农民起义的英雄。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物也可以创造环境。林冲上梁山之后,无疑是壮大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与声威,尤其是他发现白衣秀士王伦是个庸碌无能之辈,在他领导之下,成不了气候。当王伦嫉贤妒能,拒绝接受晁盖等一批好汉参加起义队伍的时候,林冲当机立断,火并了王伦。为以后梁山水寨的革命大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36 典型与典型人物

典型是高度概括的文学形象。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只是把生活的面貌具体生动地描绘出来,而是要通过形象揭示生活的本质,这个任务不是一般的形象能完成的,必须要有很高的概括性,很大的普遍性的典型才能胜任。文学形象是具体的,是“一”,典型更是具体的,但它以“一”当“十”。

典型形象包括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场景、典型意境等。在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典型主要是指典型人物,或称人物的典型性格。

典型人物首先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是独特的,活生生的“一个”。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不但同一般的破产农民和劳动者不一样,而且和一般的洋车夫也有明显的区别。他诚实善良、勤劳吃苦,又有点自私、狭隘,这是很多洋车夫的共性。但是祥子身上那种刚强和韧劲,想把车和生活全部握在自己手里的愿望,却是不同于其他洋车夫的。他三次得到或即将得到自己的车,而三次由喜转悲。他被车行老板的女儿连哄带骗,勉强成了家庭,很快又失去了这个家。这些经历都是独特的,有的甚至是意外的。经过几起几落,祥子格外要强的心冷了,最后落入悲惨境地。小说中人物性格这一重大转变,是只有做为“这一个”的祥子独有的。

祥子作为典型人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遭遇,他的“一”里包含着“十”。他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劳动人民改变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迫切要求,以及这种愿望被现实生活粉碎的过程,从中揭示了黑暗社会的深重罪孽。

祥子的命运和性格变化牵出了一个洋车夫社会,牵出了虎妞和小福子,牵出了大大小小的恶棍、霸头、寄生虫,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

祥子把“拉上自己的车”作为最高生活目的,尽力挣扎而终于坠入“无底的深坑”,表明小生产者个人奋斗是解救不了自己的。

祥子的形象包含着许许多多发人深思的道理,这就是带有本质性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十”,或者叫“共性”。

个性和共性,“一”和“十”,对于典型人物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很明显,共性应当是渗透在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一”而体现。没有个性,没有“一”,就会导致创作上的概念化、脸谱化,就写不出活生生的人,就在事实上取消了文学。没有共性,没有“十”,人物形象必然是单薄的,这就无法反映生活的本质,大大削弱了文学的社会意义。

№37 典型化的方法

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乔光朴是一个革命责任心强、勇挑重担、大刀阔斧干四化的闯将。这篇作品一发表,乔厂长这个形象,就成了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这个人物形象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创造典型人物,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真人真事来描写,另一种是在不同的原型身上各个抽取一点,合在一个人身上。鲁迅曾说,他写的人物的原型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也是“拼凑”起来的。

蒋子龙在天津的一家工厂工作,先后接触过十几个厂长。他在出差、开会期间,又结识了不少厂级干部。他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把这些人都过了一遍。把那些同作者想象中的乔光朴性格有相似之处的厂长抽出来供选择使用。其中有一个同蒋子龙相处多年的厂长在作者心里活动起来了,这位厂长批评干部相当狠。他每天上班来,必先到各车间去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事就非得办不可。有一次,厂里要安装一台重要设备,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商量,认为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厂长却指示必须三天拿下来。布置完任务以后,他就搬把椅子往现场一坐,不说话,也不跟着干,整整三天三夜没见他打过盹,也没见过他吃饭或者上厕所。只是在工人吃饭前半小时,他到食堂去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菜搞好,他也可能就是抓这个时间吃点饭。因为他坐在现场,总工程师和技术科室的干部也都围着现场转,结果三天三夜果真把设备安装好了。工人们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这么漂亮的话。厂长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两天两夜。乔光朴的主要性格特征,就是根据这个厂长写出来的。

在这篇小说中,乔光朴和工程师童贞恋爱的故事,是从另一位厂长身上选取来的。五十年代某大厂一位非常能干的厂长在去苏联学习的途中,和一位同去的女干部发生了暖昧关系,回国后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同那女干部结了婚,他在当时可能为这件事受了处分。这次写进小说时,作者进行了改造,把他们的爱情写得严肃认真,对童贞的献身精神进行了歌颂。

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为什么要把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抽取出来,“拼凑”成一个人物呢?这是因为文学形象既需要真实,又要符合于现实生活,是通过个性反映普遍性,通过现象反映本质的。

№38 人物个性化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大学教授去农村参加劳动。贫下中农很通情达理,看到他年迈体弱,就安排他轻松的工作:在秧田里敲锣驱赶麻雀。这可难为他了。因为在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游街时,“造反派”就是命令他敲着锣,喊着“打倒自己”口号的。尽管这一次敲锣与那一次不同,但他还是不愿敲锣。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买来了一些爆竹,搬了把竹椅坐在田头,悠悠然抽着烟。当一群麻雀偷偷飞来啄谷时,他出其不意点燃一个,“嘭啪”一声,吓得那些小鸟没命飞逃,好半天不敢再来。这位教授的举动,是和他的经历直接有关的,这件事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文学创作在塑造形象时,应把人物因生活经验、文化教养、生理素质的不同,形成的独特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体态风度等等特点异常鲜明地刻画出来。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才能充分个性化。也就是说,要把人物写活,必须写出鲜明独特的个性。

让我们比较一下 文学作品中两位共产党人英勇就义的 情景吧,他们虽然都信仰共产主义,都视死如归,但是,两人的性格还是很不相同的。一位是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敌人在杀害他时还向他劝降,他是那样自尊、自重,坦然回答:“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独坐公园亭中,从容自若,一面喝酒,一面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刑前坚毅自信,高呼口号。革命将领吉鸿昌在刑场上是另一种情景,他处处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英勇气概,他对一个特务说:“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来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行刑的刽子手慑于吉将军的威势,偷偷绕到他身后去下毒手。吉鸿昌发觉后喝道:“这不行,我为抗日而死,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挨枪。”接着又说:“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看你们怎样打死我!”他们在刑场上不同的言行举止,使两位先烈的个性区分的清清楚楚。从所说的话来看,前者深沉、机智,富有哲理性,表现了对革命真理的坚信,一副文人气质。后者直率、刚勇,字字句句喷涌着爱国的激情,一派武将风度。从动作神态看,一个为真理献身视死如归,在坦然爽朗的笑谈中,寄寓着对敌人的极度蔑视,是位成熟的革命家形象。另一个大义凛然,对革命事业披肝沥胆、赤诚炽烈,是位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这些不同的个性又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特点:对祖国的爱,对敌人的恨,显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39 真实是典型的基础

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开宗第一回就是桃园三结义。说刘、关、张三位英雄聚义结拜的故事。在结义中,刘备为兄长,关羽为二弟,张飞为小弟。在这三位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充分说明人物典型的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作者罗贯中把刘备和关羽的形象作为理想英雄的典型创造出来的,刘备成为“忠厚”的化身,关羽成为“忠义”的神象。但他们俩人写得很有“单一化”、“拔高化”的弊病。因而,鲁迅在肯定《三国演义》在文史方面的价值之外,又指出他描写人物往往失真。写好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例如刘备的儿子阿斗被敌人捉住,赵子龙大战长板坡,经过血战,把儿子救出并交给了刘备。照一般情况,刘备一定会泪流满面,感激不尽。但书中却说他接过了孩子后,一下把他摔在了地上。还说什么:“为了救你这小子,差点损失了我一员大将!”作者这样写,也许是为了体现刘备爱惜将士,不顾私情的崇高品质,可是由于这种行为不合常情,反显得刘备过分的虚伪做作,玩弄权术。其结果在广大读者中形成了一句讽刺性的歇后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至于关羽,作者把他塑造为“独为妇孺所称”的忠义完人,给他加了太多的光环,甚至把他神化成崇高的神灵,反而显得不真实了。

张飞就不一样了。他勇猛刚直,但莽撞自傲,急躁盲动,经常无理失策。特别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屡次见不着诸葛,怒发冲冠,要把孔府放火烧毁,粗鲁无理的性格跃然纸上。但张飞也有粗中有细,讲究意气的性格。在作品中,作者从多方面,多层次刻画张飞的性格,人物形象显得丰满深刻,真实可信。人们喜欢张飞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刘备和关羽。

这说明,真实性是典型性的基础,刻画典型人物,并不意味着将人物任意地拔高,加以神化,而是应该写出人物的鲜明、丰富、独特的个性,使读者感到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40 人物形象塑造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塑造人物形象,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一切都要听从作家的指挥呢?还是根据人物与众不同的性格,让作家的笔跟着人物的行动逻辑走呢?请看托尔斯泰的女儿对她父亲的一段关于“占卜”的回忆:

这故事发生在父亲晚年,当时他正在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父亲为了休息或思考一下写出来的东西,常做占卜的游戏。他在心里盘算:如果占卜中了,他将怎样做;如果不中,那就要换一种方法做。我知道他有这样的习惯,于是问道:

“你正在想一件什么事吧?”

“是啊。”

“想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如果占卜中了,聂赫留多夫就跟卡秋莎结婚,若是占卜不中,就不能让他俩结婚。”

等父亲占卜完毕,我问他:“结果怎样了?”

他说:“占中了,但卡秋莎不能嫁给聂赫留多夫。”

为什么托尔斯泰占卜占中了,却没有让卡秋莎嫁给聂赫留多夫呢?这里就涉及到作家如何对待人物性格的问题了。《复活》是托尔斯泰花了十年时间创作的一部尖锐地揭露沙皇农奴制残暴黑暗的作品。小说中的聂赫留多夫是一个花花公子,有一次在她姑妈家里污辱了年轻的女佣人卡秋莎,致使她怀孕后被赶了出去,沦落为妓女,后来还被判了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们两人是属于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小说开头写到,失去自由的卡秋莎被押着去法庭受审,而遗弃她的罪人聂赫留多夫却逍遥法外,想着他是否和阔小姐结婚的事。卡秋莎感到不平:“别人干了坏事,倒什么事也没有,我却要平白无故地受苦。”因此,当聂赫留多夫提出要赎罪并同她结婚时,她严厉斥责:“走开。我是犯人,你是公爵,这儿没有你什么事!”“你打算用我来救你自己……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你的眼镜,你那肮脏的胖脸!”她清楚地知道她和聂赫留多夫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阶级鸿沟;她在被抛弃与凌辱的岁月中遭受的种种辛酸与痛苦造成的精神创伤,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他要求和她结婚不是出于真诚的爱,而是一种“义务”。卡秋莎不能接受这种施舍,因此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另外,她在关押与流放途中,接触了许多为平民利益而奋斗的政治犯,他们的献身精神使她感动。她和这些人相处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使她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兴趣。在这样的环境里,她的性格有了新的发展,她对赤诚地爱她的革命者西蒙松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她愿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

   由此可见,“卡秋莎不能嫁给聂赫留多夫”,是由卡秋莎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所决定的,决不是托尔斯泰随意安排的。如果靠心血来潮的占卜来决定人物的命运,那就会违反创作规律,使人物失去生命,成为作家手中的一个牵线木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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