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王现曾经说过：“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这段话出自一个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山西商人口中，着实令人惊叹。这番论述不仅点明了经商的不二法则，也道出了为官与为人的基本遵循。在王现等晋商看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按照这一法则为人处世、入仕经商，必定会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 

晋商简介

晋商是指山西商人，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晋商文明，可以从其商业遗址上得以实证。在山西省内有晋商大院，在山西省外则有山西会馆（有山西会馆网详细介绍）。了解晋商文化，家族文化看晋商大院，商帮文化则要去看山西会馆（山陕会馆）等。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票号，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晋商文化特点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从居住地看，他们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数在辽宁、海口等地。

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提高地位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婚姻多不幸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划分时段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

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马国翰《竹如意》记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第二时段

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师一带。

第三时段

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近代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临汾、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著名老字号也历久不衰；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布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心智素养

人们把有文化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从而对经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他们的新文化观。

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瑶，就是“行货而教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山西商人还在河东盐池为其子弟设立了运学，在两淮盐区其子弟独有商籍，而徽商无。

义利相通观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谋略竞争观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修身正己观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2]

科技应用观

数学、地理、交通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对数学、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实际应用。明代蒲州大商张四教，16岁服贾远游，“所经纪废居，咸出人意”。其兄张四维说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

晋商还在清代江苏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编著了《贸易须知》，总结了培养学徒和坐贾经商等经验，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经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难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十分重视科技的应用，并通过科技的应用推动其商业活动。

总之，明清晋商精神表现了山西人经商的思想品质、经营谋略、经营作风、文化观念等，这是晋商取得商业成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代表

乔家、渠家以及曹家都曾走过西口，塞外的风沙磨炼了他们不甘贫穷的意志与毅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和古色古香、风韵犹存、遍布城乡、数以千计的庭院建筑，而且给建筑学、晋商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又是民俗的堂殿。这里已建为华北民俗博物馆。已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人。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原名“在中堂”，是山西省集中反映晋中地区民俗民风的博物馆。乔家大院占地8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3780平方米，有院落19进，房屋313间。从高空俯视整个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囍”字。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渠家大院

渠家大院 可与乔家大院媲美的是渠家大院。渠家大院同乔家大院一样，是清末民初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晋商渠源浈的宅院，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遗产，已成为新的经济文化的载体--晋商文化博物馆。

渠家大院占地5317平方米，共8幢大院，19幢小院，240间房屋，迈入大门，一连五进，深达百米。象征着官品地位的“十一彩”牌楼，戏台院，栏杆院，木雕、砖雕、石雕，或圆雕、浮雕，多处镂空，立体感甚强，游人至此，无不驻足感叹。

曹家大院 曹家大院位于太谷县城西南的北恍村东北角，是明清的晋商巨富北恍曹家的一处“寿”字 宅院，占地10638平方米。该院外观雄伟高大，形似城堡，现存房舍277间，建筑风格古色古香，尤以按“福”“禄”“寿”"禧”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代表性。幸存下来的“寿”字型宅院，俗称“三多堂”，现已辟为博物馆。

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位于晋中市灵石县静升村北端的黄土丘上，是太原王氏后裔——静升王氏的住宅建筑群。大院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达34450平方米。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从屋檐、斗拱、照壁、兽吻到石鼓、门窗等均构思奇妙，造型逼真。

其他 在晋中还有不少很有价值的商家大院和民居建筑，如平遥县创建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李家、榆次市开辟荣商之路的常家、太谷县的经贸活动伸展到东亚、西欧的大资本家曹家、灵石县因财达官，因官得势，大院建筑南北风格融为一体的王家等，或官府气势较强，或园林盛景较浓，形成了与乔家、渠家大院迥然不同的建筑风格，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民间瑰宝。

春秋数度，风流尽显，晋商大院以其辉煌的过去，永垂史册。后人将沿着历史上晋商辉煌的足迹，再创新世纪的繁荣。

山西票号

票号的兴起 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票号汇通天下 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票号由盛而衰 后期（甲午战争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三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看出中印贸易即将大发展的趋势，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促进了中国西藏与印度的贸易。票号汇通天下，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但盛极必衰，辛亥革命后，票号进入尾声。民国初期，票号陆续倒闭，1921年仅存五家，平遥日升昌1923年歇业，祁县大盛川1929年歇业，三晋源1934年歇业，大德通、大德恒1932年后改银号。

国内外，山西票号共133地，657家。南帮票号源丰润，曾在新加坡设分号。祁帮票号大德通1932年改银号后，曾在国外设分号。榆次常家的独慎玉（账局兼营茶货）曾在莫斯科设分号。

（百度文摘）